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将近走过两个世纪的历程。其中，19世纪的中国对外新闻传播是特别值得反思的一段历史。这一时期，西方在华外报基本垄断了中国的新闻传播，取代了中国对外新闻传播的话语权。西方在华媒体是如何报道中国的，中国为什么失去对外新闻传播话语权?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术界较少从源头上进行深入探究，长期以来缺少系统研究这些问题的专门著作。学苑出版社的《搅动晚清帝国秩序的力量——19世纪早期广州外报中国报道研究》(2017年12月出版，作者谢庆立)一书，从对外新闻传播的视角，系统梳理、考察早期在华外报(广州外报)的中国报道，及其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填补了新闻与传播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打开了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世界”。
19世纪早期广州外报的中国报道，奠定了西方在华媒体对外传播中国的基础，初步形成了建构中国形象、传播中国的话语机制。鉴于此，作者研究的视点聚焦于19世纪早期(1827—1842)的广州外报(英美国家在华创办的英文报刊，以西方国家读者为对象)。作为研究视点，“广州外报”有两层意义：第一，就传播地理看，19世纪早期的广州口岸是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商业贸易港，同时也是国际化的“信息交汇港”。独特的商业、文化空间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新闻业的发源地;第二，从时间层面看，19世纪早期的广州外报处于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端期，这些外报打破了晚清帝国原有的信息传播格局，其对外中国报道为以后在华外报发挥了“示范”和“发动”作用。
对此，作者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本书以这一时期广州外报的中国报道为“经”，以中西社会背景和中西错综复杂的矛盾为“纬”，从对外新闻传播的视角，选择这一时段广州外报中国报道的议题和有关的舆论热点，深入探究早期广州外报与中西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中国报道的话语形态。本书创新之处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首次把19世纪早期广州外报的对外中国报道作为研究专题，在考察外报中国报道文本形态的基础上，呈现19世纪早期广州外报中国报道的大致脉络，探寻其对中西关系、晚清社会秩序、文化意识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譬如，20世纪以来，“国民性改造”成为影响中国现代思想的主导话语之一。作为一种知识话语，有关中国国民性话语产生的源头在哪里?作者以最早在华出版的英文外报《广州记录报》和稍后的《中国丛报》为个案，从源头上梳理、探究广州外报与中国国民性话语生产的关系，考察分析广州外报对中国国民性认知历程，揭示其赋予“中国国民性”内涵。作者指出，广州外报“中国国民性”的讨论，开“中国国民性”建构之先河，引发了中国近现代有关思想资源生产的“蝴蝶效应”。作者的研究并没有停止于现象层面，而是透过外报中国报道的表象，把握其背后的肌理，重点揭示“现象”背后的逻辑关系。
第二，从对外新闻传播的视角，采用跨学科研究方式、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在大量文献资料和报道文本基础上，分析19世纪早期广州外报的报道内容、报道方式和编辑形态，追根求源，探究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初始形态及其蕴含的历史逻辑。譬如，作者发现鸦片战争之前，广州外报大量刊登有关“中国军事实力”问题的报道和评论，这些报道从不同的维度，为西方读者建构了晚清中国的军事形象。作者指出，外报所建构的中国军事形象，其中蕴含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其殖民范围的欲望。这种“控制欲”往往又被外报以“文明”“进步”的话语所掩饰，这种话语形态逐渐成为外报报道中国的一种主导话语。
第三，作者特别注意从“小处”着眼，把握牵动历史宏大走向的脉络。广州外报是复杂社会背景与传播生态孕育的特殊产物。自出现之日起，它们就像敏感的神经连通着中西社会的各个方面。当时，广州外报的中国报道常着眼于一些微观现象。因此，作者从剖析微观报道现象入手，深入探究微观中蕴含的“宏大主题”。譬如，围绕清朝官方文书中的“夷”字，广州外报曾展开持续数年的报道和讨论。作者发现，中文“夷”字内涵被颠覆，其意义被外报重新建构。持续数年的“蛮夷之辩”，不仅达到了为西方正名的目的，而且也把中国置于野蛮的定位。其实，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蛮夷之辩”不过是一段激流、一串飞溅的浪花，与那些极具冲击力历史大事件相比，这算不上“宏大叙事”，但的确是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这些发现，不仅体现了作者研究方式的创新，也体现了作者独特的历史眼光。
此外，本书的创新之处还表现在发掘出的新资料方面，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新观点。在研究的过程中，作者依据原始文献资料，做到了阐幽显微、论从史出，对前人的定论提出质疑，对有关历史问题重新定位，提出了一些卓然自立的新见解。譬如对1834年“律劳卑事件”引发中英军事冲突问题的分析，他通过分析广州外报大量的报道文本，发现外报把广州官方文告中的关键词“夷目”误译为“barbarian eye”(野蛮人的眼睛)。作者用历史材料“说话”，指出广州外报的误译，其客观效果出人意料：不仅“误伤”了律劳卑对中国的情感，同时加剧了在华英国侨民与中国的对立情绪，也为中英军事冲突埋下了隐患。针对学界普遍认为的中国新闻媒体过于“政治化”始于近代国人办报这个观点，作者以《中国丛报》为例，通过梳理1834年8月—1835年1月有关“律劳卑事件”报道，考察《中国丛报》与这一事件的互动关系,发现《中国丛报》是该事件矛盾升级的“推手”，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发挥了引导、组织舆论的作用，使中英双方由潜在矛盾转为对抗性矛盾，为以后英国对华采取强硬政策提供了舆论基础。作者指出，发端时期的外报带有先天的“政治基因”。
对于《广州纪录报》，学术界普遍把它定位为首家在华创办的英文报刊，作者却从对外新闻传播的视角，将《广州纪录报》置于中国对外新闻传播的历史格局中重新定位。作者指出，1827—1831年《广州纪录报》是“独家发声”期，该报持续发表有关中国的报道，在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上具有开创地位。自《广州纪录报》始，中国对外新闻传播的话语权被在华外报所取代，并导致外报把中国定位成愚昧、停滞和专制国家;西方被定位成文明、进步的西方，进而确立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感，使之扮演拯救中国的角色。
19世纪早期的这段历史表明，中国对外新闻传播话语权的变迁关乎国家的尊严和形象，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发展空间。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作者的此项研究因此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作者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对外传播提供文化资源和历史镜鉴;另一方面，就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对外新闻传播史学科建设而言，弥补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不足，以新史料、新角度、新视野，从源头上探究中国对外新闻传播的来龙去脉，分析其背后错综复杂的问题和矛盾。此部著作的出版，拓展了新闻史的研究领域，把在华外报的研究引向了深入，对于新闻史，特别是中国对外新闻史的学术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