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成立于1088年，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但丁、彼特拉克、哥白尼都曾是这里的学生。这里有一位教授，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东方文化。她叫鲍夏兰，是历史文明文化系的资深汉学家。
年近七旬的鲍夏兰普通话标准流利，言谈间不时引用中国成语和文言文。1984年以来，她便一直在博洛尼亚大学从事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翻译了大量中国现代诗歌。
“留学时光推开了我走进中国文化的一扇门”
鲍夏兰一开始的中文名字叫鲍察娜，更贴近她意大利名字的发音。改成鲍夏兰是因为她喜欢夏天，同时认为“兰”字极具中国韵味，“《红楼梦》里就有人物名字用了‘兰’字。”
1973年从威尼斯大学学习中文毕业后，鲍夏兰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曾两次来中国学习。对于在中国的经历，她如数家珍。
“当年学校没有给外国留学生的宿舍，都是和中国学生同屋。楼很老，卫生条件不比如今，由于有老鼠，经常听到女学生上厕所发出尖叫声，所以我们都会先制造点声音把老鼠吓走。”鲍夏兰回忆，“宿舍楼中间有个大锅炉，锅炉旁有座小煤山，食堂厨师做的饭菜非常好吃。”
“那会的公共澡堂卫生条件差，只在晚上供应两个小时热水，很多留学生嫌脏都不愿去。有一天，我们几个留学生在白天没人的时候冲进澡堂进行大扫除。在我们的带动下，男留学生们也跟着效仿，为大家谋了福利。”说起这事，鲍夏兰哈哈大笑。
“美好的留学时光给我留下了愉快的记忆，推开了我走进中国文化的一扇门，为日后的研究与创作积蓄了动力和能量。”在中国期间，鲍夏兰到农村种过水稻、收过棉花，去过纺织厂、印染厂与工人同吃同住，还做了很长一段时间工人。“至今还清楚记得1989年到过的广州一家国营大机械工厂，和工厂里差不多百来号人聊了天，收获很大。”
这些年来，中国迅疾的变化令鲍夏兰吃惊。她经常和自己的学生说，“我是半个中国人，在中国的经历培养了我!”
“中国的诗歌太美了，还有那群写诗的人”
在北京大学留学期间，鲍夏兰喜欢参加文学活动及交流，结交了不少当年的文学才俊，并成为好朋友。
“中国的诗歌太美了，还有那群写诗的人，让人沉醉，让人向往。”对于中国诗歌的爱，鲍夏兰毫不掩饰，“诗歌和哲学一样，关注人生、慰藉心灵，具有迷人的美丽与光芒。”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的诗就不用说了，曹操和欧阳修的很多诗作深得我心。古文之中，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非常不错的作品。”鲍夏兰的中国古文阅读量大得惊人。
和古诗相比，更受鲍夏兰青睐的是中国近现代诗人的诗作，“中国是什么，中国意味着什么，这些诗告诉我们不要去主观想象，而是要去看内在。”出于偏爱，20世纪中国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及其作品成了她主要研究的领域，“国外的很多大作家、诗人都是翻译家，翻译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语言，也让我更深层次感受到诗歌之美。”
除了翻译诗人翟永明、杨炼、顾城等当代诗人的近百篇精彩诗作，鲍夏兰还以问答形式与10多位著名诗人切磋互动，通过这种形式解读诗歌、了解中国。1986—1999年间，鲍教授出版了四本名为《以文字的形式》的诗歌选集，1996年出版了诗歌选集双语文本《中国新诗人》，把中国当代诗歌的背景和故事带到了意大利。
近些年，鲍夏兰了解到很多中国的农民工也在写诗，这些作品迅速吸引了她，“他们在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他们的作品又有什么特色。我认为，诗歌里有这些人的智慧与情怀，从他们的作品中或许能看到现代中国发展的一个侧面。”
鲍夏兰对中国文学也颇有研究。李大钊被鲍夏兰亲切地称为“最好的朋友”。1981年，鲍夏兰在北大留学期间开始阅读李大钊的作品，并了解了他的生平。“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之一，思想见地极具高度和深度。读他的作品，能让你更深刻地了解20世纪初的中国。”
鲍夏兰用10年时间将《李大钊选集》翻译成意大利文，让更多的意大利人乃至欧洲人了解这位革命先驱。为了更为精确地翻译，鲍夏兰甚至不远万里回到母校，求助于北大的老师。
“中国有更多的‘文化富矿’等待采掘”
“每年我都会抽出固定的时间，给学生们讲一些中国最有名的作家和诗人。”鲍夏兰要求学生们必须认真透彻地学习诗歌，她再三强调，诗人记录并还原了历史，诗歌是了解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最关键问题的渠道。
“博洛尼亚大学有很多中国留学生。我要求每个学生找到自己的中国好朋友，每周至少花两三个小时互学互促。”鲍夏兰幽默地将中国留学生比喻成“有头发的字典”，认为这种交流让双方都受益匪浅。
鲍夏兰把汉学当作一门面向未来的学科，“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让人知道中国不只有贸易和商业，有更多的‘文化富矿’等待我们去采掘，不能只学习语言，还要学习中国文化。”
鲍夏兰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培育了一大批汉学人才，其中很多人都在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她现在也热衷于帮助愿意积极投身于中国文化传播的年轻人和机构，“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意大利年轻人开始翻译包括古代诗人在内的中国作家的作品，其中有些人把这些作品发到网上，看到好的我会利用自身的资源、联系出版商帮助他们发表，一来让中国文化和文学得以更广泛地传播，二来不能冷落了年轻人研究中国的热情。”
平日里，鲍夏兰会通过各类文章、报刊以及网络来了解中国。鲍夏兰一次次从中国不辞辛苦将大量中国图书背回意大利，其中很多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书，有文学著作、历史传记、插画绘本等，“这些书是学生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的重要渠道，通过这些书籍，能全方位地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鲍夏兰几乎每年都会去一次中国，待上三四个月，她认为“理解中国，需要做调查”。明年鲍夏兰就要退休了，退休后的研究计划，她已经排得满满当当的，“当务之急，是再去一趟中国，找农民工聊聊他们的诗。我很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