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指的是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这四个人，
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初唐四杰是中国唐代初年，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为“王杨卢骆”。
四杰齐名，原并非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扭转了唐朝以前萎靡浮华的宫廷诗歌风气,使诗歌题材从亭台楼阁、风花雪月的狭小领域扩展到江河山川、边塞江漠的辽阔空间，赋予诗以新的生命力。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杰出人物。
